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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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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岁月】 炸石头的回忆 石 鸣
【美术作品】 青春 何多苓
【难忘旧事】 雨夜 朱国光
奇寒的冬日 查文玉
没有挺不过去的事 东 夫
抬木试验 铁 帖
痴心不改 张 旭
惹山 穆 哥
【摄影作品】 深情眷念的这方热土 周渝霞
【纪 实】 回乡记 老 明
【摄影作品】 莽莽苍苍的攀西高原 李星星
【海外书信】 写在爸爸80岁生日之际 亚 农
【知青自传】 缘份 志 宏
【摄影作品】 邛海，你在想什么？ 李星星
【真人小品】 逸事二则 时 均
【摄影作品】 魂牵梦绕的泸沽湖 李星星
【散 文】 那明月夜 吴三学
【摄影作品】 鲜花盛开的第二故乡 周渝霞
【思 考】 我看知青岁月 亚 农
意志的根源 言 子
【美术作品】 今夕何夕 何多苓
【学生园地】 走进故事中那片土地 小 川
【我与时代】 电子物语 唐 泽
【摄影作品】 昭觉高山牧场 李星星
【编后记】 石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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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第十二期（ＷＭ９９０１） 《未名》杂志社出版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美国 肯塔基州 路易维尔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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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鸣·
当知青时，最怕的活路就是在田坝里头磨。农民叫摫程艄綌。腰酸背痛不说，那种单调重复枯燥无味的动作，简直就是一种酷刑。成天盼望有点什么新鲜事可干。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寻求“刺激”。
好在那年头学大寨运动带来了许多“刺激”的活路。山丫里要修个小水库，需要大量的石头。大队上决定就地爆破采石。这真是最提神的活路了，可也是件玩命的事。
生产队大多数男子汉因有老婆孩子，就算工分高，也不大愿去冒那个险。知青却个个都跃跃欲试。有几个点过炮的农民便主动教我们干。开始农民们很小心，雷管、导火线、炸药都管理得严严实实，生怕出事。
我永远不能忘记第一次点炮。那是在水库工地的山沟里。两个农民带我和另一个知青去点。一人点一炮，排成一排，相互间隔约两三米。一切准备好后，每人嘴里先点燃一支烟，哨子一响，四人便同时用烟去点各自的导火线。我本来就很紧张，加上不会抽烟，点了几次都没有点著。突然我左边的导火线点燃了，刺刺地喷出火焰。我心跳加快，手更不听使唤。这时，右边的两根也点著了，周围一片导火线急速燃烧的声音。其余三人都在跑了，只有我还没点燃。我双手发抖，心在狂跳。旁边的导火线越烧越短，我觉得它立刻就要爆炸了。我抓住烟头使劲往自己的导火线头上按，烟却熄了。我本能地开始逃命，却见两头的退路都在刺刺喷火即将爆炸。我无路可逃，便慌忙朝上爬。一脚踏虚，人又滑了回来。这时，一只大手抓住我的膀子，拉著我跨过正在燃烧的导火线，跑出了沟。几声轰隆，山摇地动，连我的那一炮也被拉我出来的农民点著了。大家欢呼，我却恨不得钻进地里去。我想当时我的狼狈像肯定和《地道战》电影中鬼子兵逃命的动作一模一样。
还有件忘不了的事就是排哑炮。那时我已经可以独立安药点炮了。可是有一次，安了三炮却只炸响两声。左等右等最后一炮就是不炸，弄得所有人没法开工。於是决定排哑炮。大队副书记盛蛮子先说他去，他排过炮。我很想经历这种事，说是想学学，便跟他一起去。那条汉子在离开掩体前大声说：摾献咏裉焖懒耍拍锿薅褪悄忝堑牧耍我不禁捏了把汗。我们轻手轻脚地找到地方，开始挨著烧过的导火线一点一点地刨开泥巴，刨了一尺多深，雷管现出来。他小心而迅速地拿掉雷管，看看导火线已经燃完，便说没事了，还说那只雷管是个臭子。回来以后，他有声有色地摆起这个大队的某人，修公路时去排哑炮，在刨开土时，最后一点导火线突然死灰复燃，那人来不及扯脱，被炸得半个身子都没有了。有名有姓，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先讲出来，我就绝对不敢去了。
尽管有这些惊吓，我们仍然舍不得丢掉这份“强刺激”的活路。后来，县上分配的炸药很快就用光了。水库上又只好一锄一锄地挖，遇到大石头就没法。听说邻近公社有人会用化肥制造炸药，我们一个知青便花了一整天翻山过河取回了一个方子。当晚便从队上保管室里称了一些硝酸铵化肥，放在我们做饭用的大铁锅里炒。经过几次摸索，知道了要用小火炒才不会巴锅。炒干的化肥再和上一定比例的锯末和柴油，便成了炸药。第二天一早，我们迫不及待地到山边试验，居然炸响了，而且威力不比县上发的炸药差。从此以后，我们队再也不缺炸药了。邻近的彝族乡还专门来请我去教他们炒炸药。山沟里的爆炸声也因此越来越多。有农民说：读书人就是不同。其实，后来认真看了书才觉得当时的操作是非常危险的。
时间一长，生产队完全相信我们了，乾脆把炸石头的活路从头到尾全部交给我们几个知青，就连从上面领来的成箱的雷管，成捆的导火线都统统交给我们保管，这些东西常常就摆在我们寝室里过夜。从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炸石头。开始倒是很开心。我们试著改进点炮的方法。从一人一次点一两炮，发展到一次点七八炮，甚至十来炮。并且把每根引线的长短算得非常恰，这就容不得半点犹豫或差错。一连点燃若干炮后，立即飞奔直扑到事先看好的掩蔽物背后，几乎在同时，轰轰隆隆地响起一连窜爆炸声，飞石和土块漫天呼啸，好不痛快！仿佛自己成了某些战争片中的英雄。有时还产生出“这才叫改天换地呢！”之类的豪情。为此还写出了几首大家都觉得很有气魄的革命诗歌。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水库建成后，接著又是开荒造梯田，还是需要炸石头。可是，就在那段时间，参加炸石头的几个同学陆续调回了城。朝夕相处的好友们的离别一次次冲淡著我心，但我仍然在坚持著干。田坝里做活路的农民已渐渐习惯了那种无休止的爆炸声。季节一到，他们便起早贪黑地照著祖祖辈辈的老办法去种庄稼，把来年的收成寄托在默默无闻的“背太阳过山”的劳动中。他们似乎越来越不理会我的撟尘贁，每天在离我远远的地方做活。我的爆炸声过后，再也没有欢呼，没有说笑，只有隐隐约约的回声在空山和白云间震荡。后来，我便经常感到一阵阵可怕的孤独和空虚。
最让我震惊的事发生在那年夏天。老天爷发怒，接连下了几天暴雨，一场山洪冲垮了我们的水库。全大队近千人半年多拼命劳动和豪情壮志的结晶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水坝上大量的石头和洪水夹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泥石流，冲毁了沿沟的三处羊圈，一座水碾，和大片农田。当我呆呆地望著山沟里崩溃的堤坝，望著那些零乱散落在田里的用我们的生命作赌注换来的石头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威慑，似乎它摧垮的不仅是我们的劳动果实而且还有我们的激情自信和理想。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炸石头的活儿停止了。
我想说，我们曾经梦想过改天换地，并且真诚地付出了热情和汗水。那些记忆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可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踏上那片土地时，已经很难找到什么知青留下的可以自慰的痕迹。农村的一切变化不管是好的坏的似乎都与我们当年的贡献无关。我们清醒地知道，历史已经无情地否定了我们为之奉献青春的那个时代，使我们许多动人的故事黯然失色。并且不难意识到，随著我们这一代人的消失，“知青”很快就会被历史淡忘。数以千万计的人的最宝贵的青春竟然就是这样摵浜淞伊覕却又无声无息地逝去了。我感到一种无法回避的悲凉！只希望这种沉重的淡忘本身不要被历史淡忘。
·何多苓·
(To be included)
·朱 国 光·
回首在德昌度过的三十二个春秋，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当赤脚医生雨夜出诊的那一幕。
那个漆黑的秋夜，雨一直下个不停。才入梦乡，突然有人敲门请我出诊。救人如救火，我披衣起床，匆匆询问了病情，带上应急药品就跟来人出发了。我们顶风冒雨在又烂又滑的山路上跋涉，好不容易才赶到患者家。患者是个五六岁的男童，我仔细诊断，他患的是急性肠炎，又吐又泻，失水严重，已十分虚弱，我迅速给他补充液体，注射了抗菌素。两小时过后他奇迹般地回过神来，喊著妈妈要水喝，我悬著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我给他开了些药，收拾东西要回去。可是，质朴的农民怎肯放你走？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端到我面前，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把它干掉！”恭敬不如从命，接过来一数，竟有十来个。我硬起头皮，一鼓作气把蛋吃完，这便是我平生吃蛋最多的一回。
·查 文 玉·
我从一九七二年起在西昌红星公社插队。我避开用“知青”两个字，是因为我曾在那里完完全全地务农，同农民一样栽秧打谷，挖沟放水，种自留地……。我不知道农民如何看待我。只是当我初学农活，突起的大风将我从田埂上刮倒在地里时，当我的手指被锯锯镰割破而鲜血长淌时……，听到农民说过“造孽”，那声调和语气一直留在我记忆里。
务农三年后，我在当地一所小学任民校教师。一间用黄泥巴垒成的简陋教室为我确立的“知青”身份。在后来几年的教书生涯中，我记忆最深且又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是我曾毫不留情地叫学生将土制的“取暖器”扔出教室。
那是个奇寒的冬日，我已穿上厚厚的棉大衣和厚厚的袜子，手和脚却还是冰冷。而我的学生们大多是穿的单衣和烂衫，有的趿著一双破旧不堪的早就该丢弃的烂鞋，有的甚至还光著脚。一双双小手和小脚冻得开裂，并现出红红的鲜血。为了抵御寒冷，他们带了一种土制的“取暖器”来上学。那是将破瓷盅边沿打两个孔，用铁丝穿起来当提手，里面装上草灰，再放上几个燃烧的木炭。上课时先捂右手，因为右手要写字，然后再捂左手；手捂完了就捂脚。捂来捂去，课堂里少不了瓷缸挪动的声响。刚开始我还能容忍，我觉得天气实在太冷，教室又两面通风，让他们用这种方式取暖未尝不可。但后来学生们见我没有干涉，又觉得这东西很好玩，便在课堂上开始进行比赛，看谁的炭火燃得最旺。於是满课堂都是“嘘嘘嘘”的吹炭声。当炭灰和粉笔交融升腾时，他们开心极了，甚至大呼小叫，全然忘记是在课堂上。记得那天我讲的是《一件破棉袄》，我竭力讲解，却无人在听。我突然一声怒吼，似地动山摇，吓得学生们立刻停止了一切动作，呆呆地望著我。那一瞬间，教室里安静极了，唯有滚滚烟尘在那被熏得流泪的一张张亢奋、惊诧、肮脏的面孔上飘绕。我叫他们把那些讨厌的瓷盅取暖器全部扔出教室。
放学时，教室外一遍狼藉，残存的木炭还在冒著青烟。孩子们吸拉著清鼻涕，望著那些能给自己带来一丝温暖的破瓷盅久久不肯离去。不知为什么，“造孽”这个词使我的心一下子与他们融合起来。我无奈地说：“大家去收拾各自的取暖器，明天可以带来。”
第二天，空中飘起了西昌少见的雪花，天气比昨日更冷，可是“取暖器”却一个都没有带进教室。
·东 夫·
稀里糊涂就到了“知天命”之年，忘性大到头天的事第二天丢，唯有下乡两年的点点滴滴竟如刀刻般历历在目。
1969年下乡时我18岁，和比我还小一岁的吉晓峰同被评为全队拿最高工分的撟忱土，绝对自豪的同时是绝对的拼命。记得一次上山扛木头，半夜出发，天亮后到一条大山沟，社员们照各自能力选合适的木头扛。我俩脑袋一热，选了根最粗大的。待到一上肩，才发觉情况严峻。两人扛一根木头并非一人承担一半，步调不一枉费许多气力，上下坡时重量几乎全部集中在下方一头。沿著无路的陡坡挣上山沟，已是眼冒金花，汗如雨下。到生产队还有30多里的山路，能扛回去吗？
如果当时真有这样的疑问，早已没有下面的故事：
烈日把汗水烤成盐，汗水又和著盐冲到眼睛里，颈下是一片火烧火辣，耳中伴有骨节摩擦，嘴上不停地喘气，停下时也说不出话。几根当午餐的生红苕下肚一会就没事了，喝下的山泉水瞬间就变做汗水蒸发。我们一走一歇，歇气的时间越来越频繁，生命似乎已到了极限。社员们已早早地赶到前边去了，只有大山、松涛作伴。满天星斗照耀之时，我们把木头扔到了生产队的场坝上，瘸腿的何三爷过秤：三百斤！
赞扬声第二天就飞遍了全队，谁也不知道实际上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这根木头后来做了知青点住房的主梁，早晨一醒来就能看到。至今我还记得上面的木纹。只要人的意志坚定，一咬紧牙关，没有挺不过去的事。
·铁 帖·
一九六九年，我插队几个月后，县里批准在拖乌区国有林砍伐知青盖房所需的木料。我们七八个男生就跟几个农民出发了。到了采伐点才知道拖乌区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此地，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饮鸡血酒结拜兄弟的那个“海子”（高山湖泊）就在附近。这里山很大，森林也很大，风景很美。伐木中各种简单而绝妙的技巧更使我觉得新鲜。
比如，砍树时先要考虑好树倒下的方向。只要让它“顺山倒”，即树倒下的方向与斜坡方向一致，就很容易使木料下滑，搬运时可以省不少力。如果树倒在与斜坡垂直的方向，就叫“横山倒”，这种木料就很难弄下山。我们看到山上还有一些五八年大跃进时砍倒的大树，有的直径在一米以上。因为是“横山倒”，运不下山而留在那里。
木料砍下后要搬到公路边，还要经过许多山坡或平缓山路，都必须用肩抬。抬木料可是件重活。当时我们经过几个月锻炼，两个人抬上三四百斤己没什么问题。抬木头要用一根叫“打杵”的棍子。它的长度略低于地面到肩的高度，上面一头有个分叉。这根棍看似简单，用处却很大。下坡时可以用它来杵地，平路时可以将它担在空出的肩上，用后面一头撬著木料，可分担抬木头那只肩膀上的重量。更绝的是在歇气时的用处：短歇气时，把打杵竖在面前，把木料放在叉上，由它支撑木料的全部重量；人只需轻轻扶著它，肩膀即可退出来休息，再起步时也无需弯腰。如果长歇气，就将木料的一头放在一个略低于肩高的地方，另一头用两根打杵分开支住，像架起挺机关枪，两人就可以放开打杵，去一边休息。再起步时也只要稍稍蹲一下木料就上肩了，不必从地面上扛起来。我越用越觉得发明打杵的人很聪明，可能物理成绩不错。
一天我和李学林一起抬木料。他个子小，肯动脑筋。在歇气时，他对我说：乾脆把木料的一头放在地上，另一头由两人抬起拖著走，让大地分担一半的重量。我学过初中物理中的力学，就补充说还不止一半，如果把树根那头放在地上，因为木料粗细和密度的不同，重心还要靠后一些。说著也不想休息了，迫不及待地用绳子捆木料，用打杵当抬杠试验起来。一试真的轻松多了。我们非常高兴，决定尽快把这个好方法告诉其他同学。学林当然很得意。不过在称赞学林是个天才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奇怪，这么简单的办法以前怎么就没有人想到？莫非真的是没有学过力学？但是，我们只轻松了不到十分钟，问题来了。因为路不平，木料在地上被拖得一跳一跳的。根据力学中传递的说法，打杵在我们肩上也是一跳一跳的。而且打杵跳动施加在肩头上的力比木料静压在肩头的力使我们更难受，久经考验的肩头居然有些发红了。我们极不情愿地终止了试验。晚饭时，我们把试验过程和结果通报给大家，少不了一阵哄堂大笑。
人类抬木料的时间肯定比五千年文明史要长，抬过木料的人也不计其数。木料只能抬而不宜拖这个道理也许另外也有人用试验验证过。我们的试验时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个特定的阶段，试验地点是距刘伯承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海子”不到十公里处，试验人是两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三个条件肯定与其它试验都不一样，但是其结果却与古今中外所有的试验结果一样。
·张 旭·
西昌的农时，忙闲分明。忙时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累得贼死。一旦闲时，真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初到乡下的两年，银子不多，尚可果腹，还没有修炼到闲不下来的境界。闲时，知青们各有各的玩法，也算是丰富多彩，我则迷上桥牌。常邀几个牌友，打上几局。桥牌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我染上桥牌是在文革武斗期间，我们那个院子里，每天都有人打桥牌。到了乡下，正好有那么几位，恰可凑成一桌。且闲季时间充足，任你尽兴。
记得那年夏天，天刚亮，我便起程步行十几里赶到聂兄队上，再约上彭兄到张兄处一聚。这一坐下便不知时日，直到天光散尽才收场。临睡时，肚子提出意见。张兄去厨房搜寻一遍无半点收获，彭兄提议转到他队上去肯定能吃到剩饭。於是大家深一脚，浅一脚摸到彭兄府上觅得剩饭不少，而菜全无。幸寻得泡菜一盅，彭兄一脸阳光灿烂，得意地说：“来来来，还有菜，泡茄把。”几个人凑著一盏昏暗的油灯，嚼茄把，吞冷饭，甚有满足感。这也是我在乡下最后一次玩桥牌。
直到后来陆续回城，才真正开始玩上了桥牌，但再也不是当年那几位仁兄了。他们都各有天地，只有我痴心不改。虽也赶上高校招生的末班车，学了物理，却又误入旁门左道，成了一名职业桥牌工作者。
·穆 哥·
下乡那年春天，我跟队上的农民去拖乌山砍木料。在山里我兴奋得很，不停地扯起喉咙唱歌。可是只要我一唱，最年长的冯大爷就垮起脸。后来他终于低声对我说：“小声点，不要惹了山。”我心里直觉得好笑。头几天，一切都顺利。第六天，天气特别好。我放倒几棵大树后，就开始剔丫枝，刮树皮。两脚叉开，双手抡起弯刀猛力朝胯下的树干上劈。不料那锋利的弯刀在满是松油的树干上一滑，端端地砍在我小腿上。顿时张开一条娃娃口，一股鲜血直喷到脚尖。我慌忙用手帕去捂，手帕立刻被血浸透，我心头一阵恐慌。忽听得冯大爷粗声粗气地叫了声：“坐倒！”，我一屁股坐在地上。他过来拿掉手帕看了看伤，便站在我面前，把裤子往下一垮，朝著我那正在流血的伤口唰唰唰地冲了一泡热尿。我惊呆了。只见他从烟袋里掏出一团火草，揉细揉细，敷在我的伤口上，再用手帕捆起来。过了一会，血居然止住了。一起砍料的知青邢庭和背我下山，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小卫生所。一位整洁英俊的彝族青年医生给我作了处理包扎。后来他说：“一点都没感染，全靠那泡尿冲得好。”那天晚饭时，冯大爷一个人跪在外面对著大山磕头，面前摆了两碗菜，我想他是在替我向山神赔礼。
三十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腿上的伤疤就想起冯大爷。他现在已有八十多岁，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摄影作品】
·周 渝 霞·
摄于盐源泸沽湖
·老 明·
1999年2月16日是春节大年初一，我和妻带著女儿登上了开往大凉山去的一趟特殊的列车：“知青专列”，车上一千五百多名乘客全是当年的知青和知青的子女们。我们相约在这一天出发，是因为离我们大批下乡的日子正好整整三十周年。如今，我们都成了半百之人，儿女们也长到了我们下乡时同样的年龄。饱经风霜的我们怀著各种说不清的冲动从不同的方向赶来。突然的聚首使我们感慨万千，一张张铭刻著岁月而又熟悉的面孔强烈地冲击著彼此感情的闸门。整个列车在沸腾中离开成都站，车厢里通夜不能平静。
其实，还在出发之前，我就接连几夜失眠。那倒不是由于激动，而是翻来覆去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回乡去？到底想看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在经历了多年的磨难以后，纷纷急切地离开农村的吗？当我过了而立之年才赶上末班车考入大学时，曾争分夺秒地念书，不敢有半点马虎。一心为了全家户口能够回城，也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追赶儿时的梦想。那些年本是我找到希望并为之振奋的最充实的年代，却也是我一生中内心最痛苦的阶段。历史无情地否定了我们为之奉献青春的那个时代，我们许多曾经自豪的故事变得不堪回首。我无数次苦苦反思，我为青春的盲从和荒废而万分羞愧，不想再去回顾那段无法慰籍的岁月。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做任何盲目的行动了。於是，当回乡过年的消息迫使我尽快作出决定时，我又一次陷入苦苦思索。我发现自己原以为清晰的思绪变得混乱，并且在还没有最后想清楚之前竟然登上了那列火车。
我们曾一锅吃饭的十二个同学来了十个，不约而同地坐到一起。刚下乡时，由于同一个生产队还有其他几个知青已经先组成了一个集体户，我们便自称为白泥四队“知青二伙”。多少年来，我庆幸能在这样一个团体中度过自己的知青生涯。既不像分散插队的知青那么孤单寂寞，又不像兵团的知青那么受约束或压抑。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始终团结和睦。类似的知青集体户许多都未能维持长久，而我们二伙却一直没有分锅，直到三年多以后大家陆续离开农村。剩下的最后一个知青十多年后与本队的农村姑娘结了婚。二伙有八个男生四个女生没有一对结为夫妇，但我们至今情同手足。
已是凌晨两点过，车厢里还在海阔天空。妻知我身体不好，硬叫我去卧铺休息。我倒在卧铺上，心却无法平静。记忆随著车轮的轰隆声在奔驰。记得下乡半年后，我患了急性肝炎，连日高烧不起。那时吃的东西很差，赤脚医生说需要维生素和糖。我躺在墙角的地铺上，每次睁开眼，铺边总是摆著一排又红又大的番茄，那是我们自留地里仅有的最好的果实，大家让我独享。后来在枕头边又出现白糖、水果糖，还有蜂蜜。这些本是各人的父母带给自己孩子的，在当时都是很难搞到的营养品……。火车哐啷一声颠簸，我发现自己不是睡在当年的地铺上。但身体好像摔了一跤似的，这使我想起一次独自上山打柴。身体不适，加上背多了点，接连重重地摔了几跤。手和足都弄得血肉模糊，额头也划出了血，还是舍不得扔下那背柴。山风呼啸，夜幕降临。我再一次把散落的柴捆好，套好背架，使劲想站起来。可是双脚颤抖不止，体力已到极限，我心急如焚。这时突然看见山下有马灯闪亮，接著听到同伴呼唤我的名字……。当时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平凡。三十年来这种真挚的友情一直温暖著我的心。
是啊，那段经历是无法忘记的。我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相互支撑，相互救援。在最艰苦的时候，当地质朴的农民也给我们以力所能及的最大的帮助。我曾经觉得奇怪：这一生在农村的时间并不算最长，可是后来在日本留学那几年，不知为什么晚上做梦总是做到在农村，几乎就没有梦见过下乡以前或回城以后的事。
天亮时，火车进入那片土地。凉山州的第一站泸沽到了，我们有几百人在这里下车。小站上彩旗飘舞，鼓号齐鸣。赫然一幅大标语；“欢迎知识青年回第二故乡过年！”有人将传单塞给我，那是一封欢迎信。突然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接著站台中心开始举行欢迎仪式，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讲话，给知青献花等等。照像的，摄像的忙成一片。二伙的人挤不过去，我们乾脆以铁轨和荒山为背景照像，十来个子女纷纷举起相机，仿佛是一群记者在抢拍新闻。这时，一个熟悉的冕宁口音叫我的名字，转身一看原来是赤脚医生陈安安，第一感觉是他非常激动。我病重时，他曾跑遍几个公社去拣药，及时为我退了黄疸。我一把紧紧握住他的手。这时其他同学都跑过来和他打招呼。陈后来上过华西医科大学，现在是区医院的医生，说今天一定要我们去他家坐坐。不知不觉在车站就耽过了一个多小时。当人流涌出车站时，我从高坡上望见了泸沽镇，到处是新修的房子。远处的大山还没变，只是显得更加荒芜和苍茫。
从车站到镇上，原来的那条林阴公路不见了。和各地的城镇一样，路面加宽了，当街是旅馆，饭馆，OK厅，加油站等等。还没到镇中心，我意外地被通知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几十个知青代表被引进一间装修时髦的大会议厅，每人面前摆著水果、饮料、瓜子、花生。县头头们依次坐在主人席位。县委书记的发言一开始，我心里就直呼上当。他详细介绍了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冕宁县的变化，工业、农业、交通、旅游、人均收入等等，仿佛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我如坐针毡。望著窗外久违了的蓝天白云，耐著性子期待结语。领导们和代表们还在踊跃发言，那意思似乎要招商引资。我知道这次日程很紧，宝贵的时间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毅然写了张纸条传递上去。终于盼到主持人说，考虑到大家思乡心切，座谈会到此结束。可是，紧接著就说县政府已准备好了午餐，为我们洗尘，请各位务必吃了再走，饭后有专车送到各队。我实在顾不上那么多礼节了，边道谢边往门外走。宁可走路也要早点回到生产队去。许多知青代表跟我一起涌了出来。不一会县政府的专车便尾追上来。
坐上车，很快就看到了安宁河。可是眼下的安宁河真叫人失望，河床里堆塞著大片泥沙和石头，记忆中清澈湍急的河水己变得细小乾枯。拐过梳妆台大桥，进入先锋坝子，这里本是一大片开阔的良田。如今，路边大大小小贴著瓷砖的铺面档住了视线。中巴车开进新修的先锋乡政府（过去叫公社）大院，先到的知青们刚接受完乡上隆重的欢迎仪式，正开始吃午饭。热情的乡民们把盛满几样菜的土巴碗往地上一放，再摆上一圈空碗，便招呼大家各人添饭蹲下就吃。宽大的场坝上热闹非凡。也有知青的孩子在叫：“妈妈这怎么吃呀？”那一顿知青们倒吃得很开心，都说那酸菜最够味。
午饭后，各大队（现在叫村）的蹦蹦车都来接人。我和女儿先随妻去她插队的巴姑村。妻65年就下乡，先到青年农场，后来农场解散，她便被分配到了这里。她访的几家农民我都不认识，但有关他们的故事已听过多遍。有的经常帮她们劈柴；有的半路上帮她背过东西；有的常给她们送菜；或常叫她们去吃醪糟；……虽然都是些小事，对当时远离家乡不满二十岁的女孩，是多么有效的帮助啊。我们给每家带去一些城里的糖果，他们请我们吃花生瓜子核桃，还有自制的米花糖。送给我们手绣的鞋垫。在院子里烤著太阳，聊起过去和现在，逗他们害羞的孙子，说笑声中三十年的间隔仿佛不存在。
从巴姑山坡能遥望坝子周围的大山。先锋坝子三面环山，一面靠河。是安宁河谷串珠式平原中典型的一颗珍珠。土地肥沃，风景秀丽。时下正是麦苗肥壮菜花盛开的季节，整个坝子像一块黄绿相间的大地毯。三十年前我们正是在这个季节来到这里。大自然就是用这种最纯的色彩来欢迎我们，温暖的春风送来阵阵花香。老实说，刚到农村时，我有一种解放感。因为我“出身不好”，长期的学校生活和文化革命一直使我感到压抑。下乡后，除了大自然随时以她浩大的胸怀抚慰我的心灵之外，务实的农民也不那么在乎知青的出身。我感觉在劳动中获得了平等和自由。尽管这种感觉在后来的招工入学等风潮中很快熄灭，那熟悉的大自然的气息至今仍然使我觉得亲切。
时间关系我们匆匆离开了巴姑，再坐一个闷罐蹦蹦车去我插队的白泥村。车内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但我觉得至少这条道路没什么变化。我从颠簸和倾斜的程度可以判断到了什么地方。这条路我不知走过多少遍，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能走得准确无误。有一次我们白天出工往返泸沽背了两趟油枯，已经很累，晚上听说镇上演露天电影，又打起精神走了个来回。一天总共走了八十多里。要知道那时看电影几乎就是享受“现代文明”的唯一机会。
车到最陡处，便是我们白泥四队。下了车望见熟悉的村子，我心里一阵发热，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村边的坡上有一座显眼的新土房，那是农民刚修的住房。那里原来有我们知青二伙的房子，土墙是农民教我们打的，瓦是本队窑子上烧的，木料是我们和农民一起去拖乌山砍来的，门窗和床都是我们亲手做的。下乡一年多以后我们才住进自己的房子。那是我们记忆中二伙的标志性建筑。如今那房子终因年久失修而不复存在了，可是和它相连的数不清的故事却历历在目。新房子仍是干打垒的老样式，加上那棵老树，那条小沟，那眼井，使人很容易想起我们的老房子。我们全家便在此合影留念。
我们把行李放在曹大妈家中。她女儿兰兰就是我们队最后一名知青小缪的爱人。我们下乡时兰兰才十一岁。小缪在农村十年，后几年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有人说兰兰是歌里的“小芳”，小缪却说：“如果是小芳，今天就不会在一块儿了。”小缪下乡前只念过初中二年级，由于“出身问题”长期不能回城。七八年他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在县里师范校教书。他们有两个男孩。九十年代后小缪调回成都教中学，全家户口迁入城市。曹大妈热情地拉著我们的手，仿佛真的就是久别重逢的亲戚。
我们知青先在场坝上和农民们开了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男女老少都来了。过去的青壮年变成了老人，过去的小孩变成了青壮年。我们相互亲切地叫著名字，感受著时光的无情和人间的有情。现在的孩子们当然都不认识，一个个羞涩而好奇地看著我们，也许他们听过知青的故事。我们知青的後代很快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有的还互留通信地址。大家即兴地唱歌或讲话。现在的队长（已故老队长的儿子）在讲欢迎词时，突然痛哭失声。他动感情的特殊缘由大人们都明白。联欢会后我们挨家挨户给农民拜年，送上城里带来的白酒、香烟、糖果等等。由于要看望的人家太多，每家只能呆很短的时间。农民送我们出门时都依依不舍。老人们噙著泪花说：“这下子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乡亲们说不出更多的话，一个劲往我们兜里塞核桃瓜子花生和米花糖，还有当地过年做的黄糕馍馍。兜里塞满了又加塑料袋，很快我们每人都超了载。
好几位老人已经过世。最令人怀念的是五保户冯大妈（都叫她老大妈），还有老队长。老大妈没有儿女，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岁。她小小的个子，笑起来满脸的皱纹像树皮一样。她几乎一无所有，却总是高高兴兴的。在我记忆中她每时每刻都在劳动。刚下乡时我们几个男生就住在她的柴楼上。二伙的灶头就挨著她的灶头，每天吃饭都在一起。她教我们烧火做饭种菜喂鸡，我们帮她挑水劈柴。我们中曾有人半夜糊里糊涂地撒尿没对准尿桶，尿一直流到楼下老大妈的床上。第二天她边洗边骂，像骂自己的孩子。老大妈很会养猪，她给队里喂的母猪生的猪崽特别多。女知青永颀跟她喂猪，常听她讲看见阴间的事，在她眼中生和死都是那么自然。永颀回城前送给她一条毛巾，据说老大妈一直舍不得用，临终前要求把毛巾带走，后来那条毛巾就和老大妈一起埋在墓中。
老队长是个乾瘦的老头，当时也不过五十来岁。那年头的队长真不好当，每天他扯起沙哑的喉咙催大家出工，自己还得处处带头。看起来他身体很不好，一切都象是在硬撑著干。他经常骂娘，对我们知青却特别厚待。第一年秋天，队上果园结满了梨儿，实在叫人嘴馋。有两个知青忍不住摘了几个梨，正好碰到老队长。我们想这下只好等著挨批了。可是不久队上分梨时，队长却说：“知青伙喜欢吃梨，就给他们多分点。”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给队长输血。一天晚上队长突然腹部绞痛，我们和农民一起连夜把他送到区上，接著又转到县医院。我们回到队上已筋疲力尽。第二天傍晚，听说他动了手术，但因失血过多有生命危险，需要输血。可县医院又无血可输。当晚我们便决定尽快去县里探望，必要时我们就献血。二伙知青倾巢出动，凌晨三点多钟起床，沿著安宁河西侧向县城方向走去。白泥离县城有七十多里，我们走了大约一半路天才亮，一个个已是饥肠辘辘。一路上摘了些叫救兵粮的酸野果来吃。最虚弱的朱大哥几次躺下挪不动脚。好不容易在接近中午时走到县城。一连进了两个饭馆才填饱肚皮。接著我们到医院看到奄奄一息的老队长。医生听说知青愿意献血，很感动。立即准备给我们验血型。当十二个知青都挽起袖子等待抽血样时，队长的妻子冲进化验室。她拉住医生又哭又喊：“医生，你不能抽他们的血呀！我那老头子死了就算了呀！他们还年轻，他们的老人都不晓得呀！”后来我们中只有龚大龚二兄弟两人血型合适，医生让他们一人输了一百五十毫升血。不久，队长康复，出了院。七年以后，他死于肝癌。
晚饭后，我们跟老队长的儿子去山坡上，找到了老大妈和老队长的两座坟。晚风中，我们轻轻地呼唤他们的名字，给他们烧了纸，也算是回乡一趟看望了他们。夕阳把灿烂的金色撒满山坡，枯草和树枝轻轻点头，沉默的大山也许在领受我们的情意……
回到镇上已经摸黑。我们全家又赶到三十里外的农机厂。我和妻就是在那里相识的。寂静的小厂一片漆黑。原在那里工作过的十多个知青打起手电筒寻视了往日的车间，朦胧中仿佛钻进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我们在厂里的故事却比那条沉船上的要多得多……
第三天，县里派出十几辆客车送我们参观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那里原是深山老林，如今成了人类探索太空的一个出口。晚上我们到西昌市里住下。凉山州委州政府在体育场为知青开了一个大型联欢晚会，我们也表演了许多自己的节目。第四天，全体知青游览邛海和泸山。时逢佳节，游人如织，车水马龙，喜气洋洋。使人觉得这几天追寻过的那个时代好像是非常遥远。
回程的列车上，我的行囊里装满了乡亲们送的东西，心里充满了浓浓的乡情。我想起凉山州领导在联欢会上代表老百姓们说的话：“你们为这片土地流过血和汗，为凉山州的建设奉献过青春，做出过贡献。”我想这应该算是最令人感动的评价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曾有近十万名知青到过这片土地，历时十年有余。至于究竟有多大的贡献，恐怕是难以启齿的。好在我内心早已经懂得，不是任何播种都能有收获，不是任何奉献都能有价值。那段经历留给我们的也许只有人格和人性的意义。那种被提炼过的意志和心灵，那种刻骨铭心的人间友情都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许多孩子躺在座椅上面睡著了，父母们则钻到椅子下面去睡。昨晚在西昌这些孩子还邀约著去打电子游戏。这一趟孩子们真的玩得很开心吗？他们心中会留下怎样的感受呢？下一个世纪即将到来，我们谁也不愿意让他们再走我们的路，尽管他们的路并不一定就比我们的平坦。只愿他们在全新的人生道路上更多地体验世间最美好的真情。
莽莽苍苍的攀西高原
·李 星 星·
摄于凉山雅砻江
·亚 农· 近接爸爸来信又谈到因过去一念之差，株连我们几十年，对此我有感而发，就作为给爸爸的祝寿词。
不要说什么株连、愧疚，
·志 宏·
我和妻子，平平常常，与别的夫妻没啥不同。
我和妻子，又多少有点特殊。这只是因为，我曾是一个知青，而她是我下乡所在生产队的农民。
一九六九年二月，那年我十七岁，从成都下乡来到远隔千里的冕宁县一个偏僻的山村，与同来的十多个成都知青一起，成了队里的新社员。开初的两年，我和别的知青一样，虽然也和农民接触，但更多的还是在知青圈里打堆。两年以后，情况开始变化。同来的知青陆续由招工、参军、招生离开了农村，我却因父亲的问题没能调离。虽然大队、公社也多次推荐，但在当时那种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血统论”盛行。来招工、招生的人一见我推荐表上父亲的情况，便望而生畏，谁还敢招我！
队里的知青越来越少，终于，1974年，同来的最后一名知青也由招生走了。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彷徨、苦闷充满了我的心。从年头到年尾，我一次又一次地盼望，盼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知青泪尽朔风里，北望招工又一年”，我戏改陆游的两句诗，正是当时的现实和心境的写照。
苦闷中，我更多地与当地农民交往。白天与他们一起劳动，晚上也常到一些农民家串门，在与这些朴实的人们的相处中，暂时排遣胸中的苦闷。最后，还是一个人回到空旷的知青房里。偌大的屋子，伴随我的只有一只在墙角凄厉叫著的花猫。夜半醒来，惨淡的月光从瓦缝中照进来，让人不由得想起李白那著名的《静夜思》。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倍感悲凉。
不过，苦闷归苦闷，我没有颓唐。我一方面诚实地劳动，一方面也想法找些书来看，希望以知识来充实自己，也想从书中得到某种解脱。由于我把自己融入农民之中，得到大家一致的信任，先后担任了队里的记分员、副队长、会计。能得到这种信任，能用自己的一点知识为大家做点事，这在当时，对我也是一种安慰。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渐渐进入我的生活。我们下乡那年，她才十一岁。开始，她也和别的农村小姑娘一样，对知青有一种神秘而新奇的感觉。田间劳动喜欢和知青们在一起，工余也常跑到我们的住地和女知青们说说笑笑，听知青们讲一些外面的情况，讲一些她从未听过的事情。后来，随著知青的陆续离去，她的生活又回到以前的状况。但是，知青的生活，知青的一些思想，从知青那里所受到的一些文明的影响，却已在她的心上留下了印迹，尽管当时的她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随著年龄的增长，她渐渐地不愿再象前辈一样地生活。对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她很是同情，有时也在生活上给我一些帮助。开始时，也仅此而已，无论是她是我，都没去想得更多。随著时间的推移，随著彼此交往的增加，了解的加深，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关系有了变化。但在那落后、封闭的偏僻山村，人们恪守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自由恋爱仍为人们所不理解，也为舆论所不容。因此，我们谁也没有点破我们的关系。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有来她家提亲的人，尽管其中也有军人、工人、教师。后来当地的一些人渐渐看出了我们的关系。这在他们单调、沉闷的生活中，增加了一个“新闻”话题。一些议论也纷纷传入她的耳中。她默默地承受著这些议论，顶著旧习俗的压力，继续著我们的关系。（虽然当时她还不知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的名言。）也就是这种没有点明的关系，伴随我度过了在农村的后几年时间，在苦闷中给了我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
终于随著“四人帮”的垮台，高考制度的恢复，我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78年，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我，凭著自学积累的知识参加了高考，以超过当年送档线三十多分的成绩考上了西昌师范专科学校。79年2月，我离开生活了整整十年的农村，来到学校，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继续并发展著我们的关系。从师专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本县的师范学校工作。1982年元旦，在她父母的操持下，我们按当地习俗举行了婚礼。在新房门上，贴了一幅我自撰的对联，上联是：“千里结良缘”，下联是：“十载成知音”。虽谈不上工稳，却也反映了我从千里外的城市来到农村的十年知青生涯和我们俩值得珍视的经历。
后来妻的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镇。1994年，我又得到凉山州回城指标，全家户口迁到成都。现在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妻也在成都找到了工作，两个儿子在上中学，一家人过著安宁的生活。空闲时，我们常爱谈起在农村的往事，共同经历的那些事情永远是我们记忆中的珍宝。
·李 星 星·
摄于西昌邛海
·时 均·
（一）
当年邻乡有位知青叫Ｚ君，从小酷爱音乐。常约几个趣味相投者一起吹拉弹唱。一日，听说几十里外某单位要处理一架钢琴，喜出望外。原来该单位是从海南迁来，其工会有一架旧钢琴。却无人会弹，也许是会弹者已销声匿迹。领导便以扫除封资修为由，决定处理掉此物，标价三百元。要知道当时当地一个全劳力一天也挣不了三毛钱，这意味著要做一千多个劳动日，对Ｚ君简直是个天文数字。Ｚ君朝思暮想，情急之下决定卖东西。一只父亲留下来的手表卖了八十元，衣服、棉被、蚊帐等等卖了三十多元，再卖掉几口袋粮食，加上几个知音五元八元的慷慨捐助，才凑到二百多元。对方高矮还不肯让价，几个知音便偷鸡摸狗，终于凑够钱数，把那部旧钢琴抬了回来。从此Ｚ君如痴如醉，每日叮咚不止。据说数九寒冬，Ｚ君睡在草窝，冷得睡不著，半夜只好起来弹琴。好在Ｚ君周围很快聚集了一些门徒，他们学琴虽不交学费，但总能带来些柴米油盐，免了Ｚ君受饿。
一日，几位好奇的农民到他屋里看弹琴。Z君先弹了一曲“天大地大”，问好不好听。众人说好听好听。Ｚ君接著又弹了一段洋调，众人也说好听，却硬要追问曲名。Ｚ君无奈，只好说：“这叫《贝多芬想念毛主席》。”
当年邻乡还有位知青叫Ｋ君，喜欢美术。下乡后每日写生作画，好不潇洒。后来又从山边挖来黄泥，在屋里做起许多人头塑像。一次开荒，有人挖到一只骷髅。他连忙检回去洗乾净，放在自己的箱子里，常常拿出来端详。
一日，忽听可靠消息说：法国名画家的几幅原作即将到北京公开展出。那年头这类事情真是凤毛麟角，并多半只是外交需要，知者甚少。Ｋ君连日神魂不定，坐卧不安，遥望北斗，思念伟大首都。当时从乡下坐火车到成都要十多元，再从成都到北京还要三十多元，往返至少要花七八天，没有一百元以上怎敢出行。这么多钱，Ｋ君就算天天出工不吃不喝也得攒上一年。加之床单被单早已作了画布，无物可卖。眼看展期逼近，Ｋ君心急如焚。一咬牙卖了所有剩下的口粮，匆匆北上。终于赶在画展的最后一日如愿以偿。看完画展当即打道返回，到达成都时已腰无分文。只好混上回乡列车，一路提心吊胆。车至中途，忽听有人喊：“查票了。”K君见已走投无路，急中生智，拿出画板便给对面的一位乘客画起像来。不多几笔，轮廓已出，周围人无不赞叹。此时，列车员来到Ｋ君身边，见他专心致志，画出的像惟妙惟肖，忍不住也看了一会。心想此人如此水平，定是有票，不必打岔。便转身查别人去了。Ｋ君顺利回乡，后话不提。
魂牵梦绕的泸沽湖
·李 星 星·
摄于凉山盐源
1994.11.于美国德州
也许正因为那些磨难，
把我们从石头炼成钢铁。
我们的身上
流著你不屈的血液。
你坚韧不拔的性格
和你的智慧
遗传给我们，
成为我们
终生享之不尽的财富。
你教我们奋发图强，
你教我们坦诚待人，
你教我们热爱祖国，
你教我们不计得失。
一句话：
你教会我们怎么做人！
虽然历史曾无情地把我们分开，
那些“划请界线”的岁月，
使我们不通音讯，
但是：
因为我们身上流著你的血液，
我们继承的是你的性格和智慧，
你的教诲成为我们的潜意识，
就没有一刻你不在我们身边，
也没有任何困难能把我们压弯！
我们尊敬你，
我们感激你。
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或许对命运的不平表示过不满，
我们却从没抱怨过
我们的父亲。
人间自有公道，
如今历史还其本来面目。
回首往事，
爸爸应是问心无愧。
那历尽风雨和坎坷的80年
证明你是一个正直的人，
一个坚强的人，
是我们感到骄傲的父亲！
几十年沧桑已成过去，未来的日子是光明的。
在爸爸80岁生日之际，让我们举杯同庆，
衷心祝爸爸
健康，长寿，
尽享晚年的安乐！
·吴 三 学·
俗云，人生好景不外有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其实，三者之外超于其上的还有另一种好景：江湖逢甘霖。即是在你羁难江湖，山穷水尽之时，素昧平生之人视你为兄弟，待你亲如家人。知青岁月的一个月夜，我有幸品味到那份弥足珍贵的人间真情。
1970年初春的一天，我们一行三人打早从西昌阿七公社出发，步行去德昌胜利公社访友。不遇。又折回德昌城，天已擦黑。奔波了一整天，行程逾百里，滴水未进，粒米未沾，肚皮早就造反了。欲觅食宿处，才经武斗洗礼的德昌城到处关门闭户，饭店旅馆也已打烊。既便敞开大门，阮囊羞涩的我等恐也无福消受。往回赶吧，夜路七十里，月黑风高，山恶水险，哪来余勇？正为去留焦头烂额，猛然想起我们的同类──知青，兴许他们会伸出援手。於是，急切地向过客打听哪里有知青。见我们个个蓬头垢面，狼狈如丧家之狗，他们根本不屑答理，像避瘟神般地匆匆离去。幸有一位大妈相告：出西门不远有个知青点。我们眼前一亮，谢过大妈，就三步并著两步向那里疾行。
这是个环境幽美的四合院。门前有小桥流水，周遭有绿树环绕。院内有旧房三五间，院坝不大，却收拾得井然有序。其时收工不久的主人们（五男三女）正忙著挑水做饭。见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他们一下子警觉起来，用惊疑的眼神打量我们。抱著试一试的心情，我们上前自报“山门”，说明来由。还抱歉地说：前来打扰，实出无奈。听说我们是邻县知青，他们变得友善起来。个子瘦高皮肤油黑的杨排（后来听别人这样称呼）热情地说：“既然都是知哥，就不要见外，屋里坐。”听到这亲切朴实的欢迎词，我们犹如吃了定心汤圆，悬著的心方才踏实。刚坐下，他们就端来洗脸水，等我们擦洗完毕，又给我们添水烫脚。还说多烫烫才能解除疲劳。不久，开饭了。简陋的餐桌上虽无鱼肉之类的美味佳肴，两样鲜菜却炒得油爆爆的。这在缺肉少油的过渡年代己属上品。可以想见：为款待我们，动用了不少来之不易的“战略储备”。主人殷勤地嘱咐我们吃饱吃好，我们则当仁不让，只顾狼吞虎咽，连句客气话也没有。片刻功夫，两大碗乾饭就被我一扫而光。摸摸肚皮，似还有潜力，又追加了不少。这是我平生吃得最美最香的一顿饭，远胜日后山珍海味带来的愉悦。
饭毕，收拾停当，弦月已爬上峭拔的洛矶山颠。在朦胧的月色下，小院显得格外古朴宁静。杨排与同伴置桌于院中，端来白开水。於是男同胞们就围著方桌，以水当酒海吹神侃起来。气氛甚为欢洽。话题涉及阅历、志趣、农桑、野史，也有对时局的担忧。不知何时，皎月悄然临空，流光泻银，将庭院照得如同白昼。大家不约而同收起谈锋，仰望大如银盘的建昌月，陷入沉思与遐想……
突然，悠扬的手风琴声打破了沉寂，那个外号叫园头的知青娴熟地奏起《乌苏里船歌》的过门，向杨排喊道：“今晚有远客，亮出你的保留节目！”杨排爽快地应了声：“那就献丑了！”说罢，清了清嗓子，和著琴声高唱起来。他的歌声时而轻柔低回，时而高亢激越，令人回肠荡气，远非现代流行歌手可比。一曲唱罢，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再来。他欲罢不能，接连唱了《茶山情歌》、《水仙花》等几首歌曲。还要他再来，他气喘吁吁，摆了摆手，诙谐地说：“来不起了，还是革命歌曲大家唱。”於是，在场各位都铆足了底气，合唱了一些改了词，串了味的当时的流行歌曲。受其感染，五音不全的我居然也放肆起来，跟著旋律摇头晃脑地哼唱。因为，在这样无拘的场合，大可信马由姜，调跑得再远，也不会招致哂笑。当唱到：“祖国山河美如画，天下知哥是一家”，我不禁为之动容。以往唱它唱了百十遍，不过遣性而已，直到今天才领略其深意。大家一首接一首地唱著，直唱到声嘶力竭，喉头冒烟，方才停了下来。
此时此刻，明月早已越过中庭，正划向遥远的天际……
鲜花盛开的第二故乡
周渝霞
摄于凉山盐源
·亚 农·
当了六年知青，从时间上说它只占我人生中的一小段，但那段岁月留给我的印象和影响，却是异常的深刻。我甚至认为那几年对我世界观的形成和处事态度上的影响，是其它任何时期都不能比的。不管毛主席当时的用意如何，也不管这是否是当时中学生们唯一而无奈的选择，却在事实上使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也许还是绝後）的，奇特的一课。把一群充满幻想，不谙人世的城市中学生下到农村，经历了那段物质最匮乏，劳动最繁重，精神最无望的生活，这难道不真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吗？我当时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受磨难自然比一般知青更甚。送走一批批同伴，自己却似乎与招生招工无缘。奋斗过无数次，但都以失败告终。以至于在绝望之极，曾想了结自己的生命。然而当我从生命的极限挺过来后，我发现自己看世界看人生的眼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那个幼稚、脆弱和骄傲的灵魂仿佛已经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坚韧、理智和谦卑的新的灵魂。这灵魂再也不被人世间的许多假象所迷惑，它看淡世俗对物质、名利、仕途等的追逐，却执著地追求人生最本质的东西──真、善、美。从此，我发现生命之路豁然开朗，不管在何种艰难的环境中，我都能泰然处之，而且有百倍的毅力去实现我的追求。如今，当我取得一些成功并回首往事时，我总是怀著一种深厚的情感来看待我知青的经历。我认为，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我生命旅程极重要的一段。那些磨难使我感悟生命的意义，而对生命意义的感悟难道不是很重要的吗？
·言 子·
不少当过知青的人表现得意志坚毅，具有奋斗精神。但是，这种意志和精神从何而来？通常的说法是农村锻炼了我们。以至于某些年轻人为自己缺少那段经历而感到遗憾。我认为艰苦条件本身并不是根源。知青的意志和奋斗精神主要应归结于下乡前所受的教育，其中包括家庭的教育。当时的教育除掉其灾难性的极左成份和外壳以外，还是有成功之处的。人类精神文明的某些营养通过老一辈人（老师、家长和其他人）的言传身教默默地哺育过我们。包括起码的基础知识和思想方法，也包括怎样做人，怎样克服困难，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等等。农村提供了一个艰苦的环境，它可以检验过去教育的结果。如果说农村还提供了新的东西，那就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真实的社会，许多在课堂或书本上无法体验到的赤裸裸的事物。但这绝不是教育，因为一切都是放任自流的。需要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才能从那些原始的事物中找到真谛，才能在严酷的困难面前不颓废不自弃，才能在绝望中自拔，最终使自己受到锻炼，使品格变得更高尚，意志变得更坚强。而这种必要的素质只能依靠教育。一个成功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不论在什么样的（艰苦的或优越的）条件下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目标，并且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取得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我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再去下乡，而希望子女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原因。磨难是意志铸成的一种途径，但不是根源，也不是唯一的途径。
今夕何夕
何多苓
(To be incldued)
·小 川·
我是一个知青的後代。父母都是当年下到凉山州的知青，於是知青的故事便一直伴随著我的成长，然而故事永远是故事，当年父母在农村的心境终究是我无法完全了解和体会的，就像安徒生童话一样似梦般印在我的心里。因此我一直想亲自到那片土地去看看。
99年大年初一的那一夜，一列火车满载乘客在这合家欢聚的时候向西昌急驰而去。这便是“知青专列”。虽然已是深夜，车厢内却异常热闹，每个人脸上都挂著难掩的兴奋。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平时少见的灿烂笑容，交握住久久舍不得放开的两只手，还有一打开便关不住的话匣子……，这一切让我几乎一夜没能睡觉。
火车在经过一夜的奔驰后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一个建在半山腰上的车站，在这里我们受得了热烈的欢迎。小小的站台上挤满了人，鞭炮声、锣鼓声、欢笑声、小号嘹亮的奏鸣声、喇叭里传出的欢迎词，交织成一首喜气洋洋的歌。小站非常简陋，出站后有一条引向山下的路，从这里可以看到小镇的大片风景。群山环抱中的街市，到处是新建的楼房，马路上汽车、拖拉机、马车并驾齐驱，一片繁忙景象，比我想象中的先进多了。
我们坐上了专程来迎接的汽车，经过很长一段山路的颠簸，终于到了父亲曾下到的那个生产队。大片的油菜花、碧绿的麦苗、辽阔的蓝天、清澈的小河，这一切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有著说不出的新奇。以前常常听父母说起这里人们的生活情况，也看到过一些父母当年拍的照片，感觉都没有象今天这样实在。村子里到处可见照片中的那种土墙，人们在这冬日的农闲时分站在墙边“烤太阳”，还有那些拴在屋边的一群群悠闲的水牛。空气中散发著牛粪的气味，院子里有许多苍蝇争相飞舞。周围的大山显得荒凉而贫瘠，据说这是多年无计划砍伐的结果。父母说这里变化不大，我想不通在离城镇仅仅十几里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贫穷。
不管怎样，农民那种特有的好客和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我。他们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堂皇的话，只是围著这群三十年后又回来看看他们的人们，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笑容，特别在和知青们相互叫出名字的那一瞬露出无法控制的激动。我们挨家挨户到农民家拜年，每家都要我们多坐会儿再走，他们一个劲往我们怀里塞核桃、瓜子、花生和自制的米花糖。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简单最纯朴的欢迎，却是最难忘的。
当我们拜访了很多人家，准备要离开村子的时候，一个老汉从一条叉道奔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让他来得那么迟。他一来就双手握住我父亲的手，硬要拉我们再去他家坐坐。父亲亲切地叫著他，一边向他问候，一边说明刚去他家拜过年。那双手就这样一直握住父亲不放。他的手是土褐色的，皮肤上有无数纵横的皱缝，粗大的手指、磨损得厉害的指甲和厚实的手掌显示出他多年耕作的艰辛。他久久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道出几个字：“这下子，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呢。”说著便哭了起来。他哭得那么突然，那么动情，使我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的脸也和手一样是土褐色的，没有一丝被滋润过的光亮，满布著深深浅浅的皱纹，只有在那双充满泪水的眼里才看得到因激动而闪耀的光彩。老汉就这样紧紧地握著父亲的手，泪水不停地流，直到其他的知青都来跟他道别。分手时，我禁不住回头再一次看那老汉，他仍站在那里望著我们，那有些弯曲的背，略微躬著的腰让他看起来很老很老。很久以来，老汉的身影让我无法忘记。
我终于看到了父母故事中的那片土地，还有故事里的那些农民。可是，父母下乡时比我现在还小，当时的农村比我看到的还要落后，我仍难想象当时他们是怎样在那里开始自力的生活。究竟是什么让这群曾在农村吃苦受难的人们渴望再回去看看？为什么这些知青和农民之间有那么深厚的情谊？我仍然无法完全理解。
看到父辈们重逢的那份欢乐，不由想到几十年后的自己，是不是也能有这样一场令人激动的聚会呢？
·李 星 星·
摄于凉山昭觉
·唐 泽·
每代人的经历各有不同，每个人在其中认知的乐趣却几近相似。
让时光隧道回溯三十五年。记得第一次在房顶上支起蜘蛛网天线，在房后潮湿的地下埋下带铁钩的地线，按照《业余无线电》书上的方法，在一截竹筒上绕上铜线，在一个方解矿石的检波器上用一节细铜丝调节，耳机的外壳是用木头自制的，振动铁片用砂纸磨了又磨。当“掏耳朵”式的细针终于从夜空的无线电波中，还原出第一声广播的音乐，电子世界的大门像“芝麻开门”的寓言为我打开了！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冬夜的被窝里，收听“夜闯珊瑚潭”故事的惊喜和恐惧的刺激。
而后进入直流电子管时代。好不容易从母亲微薄的收入中，挤出一点点钱买了1A2、1B2的直流电子管，锯掉母亲家传的梳妆盒，做成象棋盒式的收音盒，在黑色的磁性棒上、用多股丝包线统来绕去的，真花费不少心血和时间。有次不小心打断了磁棒，好心疼，好不容易用牛皮胶粘合了它！冷冷的晨雾，端著收音盒，走在上学的路上，这是在向同学宣示最原始的“随身听”的诞生。上课时，也会偷偷打开课桌，在暗暗的书包里，看看电子管的直热灯丝是否亮著忘关了电源，须知，当时换一组电池对我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乱了中国大地，文斗和武斗关闭了课堂，八个样板戏听得耳朵起痂。这时我已学会一早去省电台服务部排队抢购处理三极管，到体育场后门和城隍庙这些经常被打击的无线电市场去串换器件，已经能在自己敷制的印刷板上安装出满意的二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
当时，在中国具顶级水平的“美多”、“红灯”、“熊猫”交流收音机（带绿色猫眼）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家小院里经常飘荡的是我调试自制收音机的啸叫声，“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是我调试高低音提升电路的基本声源。时至今日仍为我曾拥有的一个八寸双纸盒喇叭自豪。它的音色是那么甜美，为了纸盆边缘谐振腔的一个小破洞，我不惜动用家里号票买来的鸡蛋，取蛋清精心地修补。
随著文革的深入，当全国一片红的时候，我们已从少年步入了青年；明白了许多，悔恨许多，更希望许多。我们已对文革产生明显地厌恶情绪，终于明白世界上除了毛泽东思想之外，原来还有那么多不同的“思想”。从造纸厂、废旧收购站，我们几乎可以免费地“拣”回普西金的诗集、屠格涅夫的“初恋”、陀思妥耶夫的“美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论”、雨果的“九三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最“可怕”的是还意外发现过一本文言文的“美人千态诗”（在传阅几天之后扔进了厕所）。
这个期间进入了“落地式收音机”时代（今日已演变成“Hi－Fi音响”），我们秘密地在同学、朋友之间，暗中交流“破四旧”浩劫后幸存下来的音乐唱片（包括收购），并且互访制作得精美的“音响”，当然音量是有严格控制的，不能象放样板戏那样。记得几个同学在我家里听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春天”的情形，反复出现的小提琴主题，婉转而悠长，逼真地感受到春日冰雪消融中潺潺的溪水、欢快、潮润、清澈……人类压抑许久的最优美、诚挚的情感从中得以复苏。
这些活动中最不敢承认的，是同学们私下偷偷收听“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在当时，可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行为。有个可悲的故事是说当年某市矿区有个广播员在广播室“收听敌台”，当专政机关人员闯进去时，他还全然不知；原因是他犯了低级技术错误，除了面前的监听喇叭在响，他忘了关掉强大的功放级电源，全矿区、满山遍野都是“美国之音”呵……。
随著“四人帮”的倒台，电视进入了“市场”。那时12寸黑白显像管匮乏，倒腾一张购卷，可是要赚好几十元钱的。我用“黑市”上购买的扩音机电源变压器改装，音频部份用晶体管电路、视频用电子管电路混装了一台电视机，在工厂宿舍，连上夜班的工人也会美滋滋地挤著看美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当时还不知道电视广告为何物，更没像如今这样泛滥成灾。
时至今日，斗转星移。我现在知道上面所为即为今日戏称“音响发烧友”是也。据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第一个祭起创建当今“数字世界”的理念大旗。中国同仁也不甘落伍，提出要先创“数字中国”以便接轨。音响或音视已步入计算机音响视听（CAV）世界，人们不再需要从矿石机启蒙，一切已纳入商业运作和专业化生产。现今的“发烧友”往往注重市场流行什么，只需懂得硬件的接驳。耳朵已习惯各种高档的专业音响，陶醉于试音牒中打碎玻璃声的真实感。原来随我多年的“家什”诸如烙铁、万用表、电阻电容等，早已送人或遗失了。现在彩电是越买越大，在市场浏览良久，也买了“一步到位”带AC─3的数码音响，但仍有多多遗憾，现在带MP3压缩功能的DVD我就买漏了，须知，一张CD可放上百首名曲啊。还有镜面电视等。现在的发烧友玩得真累，简直就无暇达到满足的境界。市场不断渲染产品的更新换代，赶不完的时髦。当一个社会物质超前地富足，与其普遍的精神文明程度严重脱节甚至倒置时，这个社会一定是病态或畸形的。在观看显示屏上一幅幅绝美的风景图象时，你是永远无法调动你的触觉、嗅觉、体肤的感觉，而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的。这就是“数字世界”和人、以及自然世界的天壤之别。科技的更新看来不是万能的，也不完全代表人类的进步。操之过急，用之不当，人可真的就快成为科技的奴仆了。
我们应当审慎对待数字世界的到来，应该首先用造物主赋予我们人类的悟性和感官，真切地爱恋自然的世界，细细地品味人的世界。
所幸最近从电视直销购物栏看到某国进口的电子组合板商品，它可以根据电路的需要，像玩积木块一样，组成不同的电子电路，我的内心受到不小的震动。我认为向青少年推广这类游戏是远远胜过向他们推广计算机上电子游戏卡这类先进玩意的，相比之下定是有用百倍！
从电子的物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人类进程的一个基本法则：科技和世界的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不要无节制地夸大现代技术的力量，否则不小心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人类定将追悔莫及。
1999年，我收集了一些关于“知青”的文章、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作者们是三十年前在四川省凉山州插队的知青或知青的子女。我希望通过《未名》把我们这些人各自心中的感受传达给散布在这个星球上的有过那段经历的人，以及所有还愿意了解这些感受的人们。
我深深感谢所有提供稿件和作品的朋友，是他们的努力使这个专辑得以完成。我还要感谢《未名》的编辑朋友，让我借用了这块“宝地”，并且是在新世纪的开头。
祝大家新世纪快乐！
石鸣
1999.12.28.